公職人員在我們社會力量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公職人員進行惡意的誹謗舉報的現象還是較為突出的情況存在于我們社會之中的。這種現象要通過嚴格的法律來進行約束制止。那么誹謗公職人員罪是怎么定義，怎么規(guī)定的，以下是相關的內容。

一、主體特殊

1、公職人員作為誹謗罪犯罪對象的主體具有特殊性，其人格權應當做適當地限制。公職人員是具有一定公共職務的人員，此時他已經不再單純是一個普通的公民，他會因為公職而獲得一定的收益，例如榮譽及社會尊重，這些都可以被認為是公職人員因為公職而享有了比普通人更多的權利。然而權利和義務在數量上是等值的，鑒于公平，法律就有必要做出平衡，公職人員應該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此時法律可以選擇讓普通人也相應地擁有更多的權利。然而一個社會的權利總量和義務總量是相等的，因此，只能夠對公職人員在做出比一般人更高的義務性要求。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法院多次闡明：公務員就其公務上之行為，應較一般國民忍受更高程度的批評。限制他的其他權利或者說為其創(chuàng)設義務要求，但這種義務必須是不能適用于一般人的。

2、公職人員的人格保護缺乏憲法依據。作為具有公職的人，其人格、人格權也變得特殊起來，它同時具有普通人格和加入公職因素的人格。若是有人侵犯了普通人格并且造成嚴重后果，當然要依法追究。然而若是侵犯了加入公職因素的人格的行為呢?首先，要如何認定，這與加害一般人格權的侵權責任認定方式無異;其次，是否需要對其人格權包括對加入公職因素的人格加以保護，憲法保護作為公民無差別的一般人格權，那就可以理解為憲法不保護加入公職因素的人格。從這一點看來，對于公職人員人格權的憲法保護依據就不存在了。從憲法對刑法的限制作用來看，凡事缺乏憲法依據的利益，其受到損害，刑法不應該將此作為犯罪。

二、社會原因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價值觀念、心里結構、生活方式都在不斷地被解構和重建，社會失范比較嚴重。而政府在社會轉型期是控制失范及越軌行為的顯性力量，主導著社會主流價值趨向，可以說政法或公權力行使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我國能否順利度過轉型期。公權力一旦行使不慎，其破壞性、嚴重性都是私權利所遠不能及的。而言論自由的設計就是要確保公民可以憑借該權利來防范和抵制公權的專橫濫用及對個人的干涉，此時對于言論自由，應更多地采取一種寬容的態(tài)度。言論自由對公權力的監(jiān)督主要體現為對公職人員的監(jiān)督，而公職人員的人格對其公職行為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人格的優(yōu)劣關系到其公職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因此，這種監(jiān)督也就理所當然地涉及到對公職人員人格的監(jiān)督，而且因為榮譽、社會尊重，公眾對公職人員的社會期待感會更強。因此公眾可以對其人格出質疑的聲音。當然這也必須是與公職有關的，其動機是監(jiān)督而不是個人權利。

身為公職人員，我們自身首先要做好，當面對人格權被侵犯時，發(fā)生誹謗公職人員罪的行為時，理應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好自己。全心全意的盡義務，擔起自身的職責，正確行使我們的權利，保護自己不被侵犯，當然不能濫用權利，否則最終吃虧的不僅是自己，還是給社會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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