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認為，認定行為人采取的避險行為是否超出必要限度，必須要將當時的情勢緊急之狀態(tài)與法益權衡結合起來考慮。

(1)法益權衡是避險行為得以發(fā)生的主觀要素之一。上文說過，避險行為是否發(fā)生要看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受侵害人權衡他要保護的法益與避險行為所損害的法益孰大孰小，這樣不可避免的就會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色彩，但是主觀意識和意志要受到現(xiàn)實條件和公眾心理預期是否認可的限制。如果某人被歹徒追殺而無路可逃，他可以針對任何客體進行避險，因為此時受到威脅的法益是人的生命;但是如果說某人為使其攜帶的1000元現(xiàn)金免遭搶劫而侵害第三人的相差不多的財產，超過一些也是可以認可的，因為搶劫不可避免地要侵害人身權利，但是如果他采取的避險行為致使第三人傷殘乃至死亡，雖然搶劫也會侵害人身，但是搶劫的目的只是財產，因此這是任何一個正常人都能夠很快判斷出來的過當行為，即使當時的情勢十分危急，他所權衡的結果也應當是不能明顯(顯而易見地)超出社會一般人所能夠得出的評價結果，即使這1000元對他來說十分重要，他也只能選擇前一個方式放棄后一個方式或者尋求事后救濟。因此我們認為對避險行為是否過當?shù)恼J定必須以普通人的法益權衡能力為基礎。

(2)在結果認定中對情勢危急之狀態(tài)的重要性之堅持。緊急避險的目的是保護法益，避開不法侵害。這是在過當認定中必須要認識到的。所謂的必要限度，就是避險行為足以避險，但是不得使損害后果明顯擴大。在實踐中，避險行為人因處于驚慌失措的心理狀態(tài)，對情勢危急程度往往失于夸大，反應過激，采取的避險措施也往往會使損害后果有一些擴大，但是這種后果以他的看法是必要的。例如前文提到的某甲被追殺，誤入一死胡同案中，如果某甲是個正常人，他采取的措施極可能是翻墻而入，但是他有可能認為入內也不一定是安全的，他還得繼續(xù)采取有效措施。在這時候就有兩種可能:一是歹徒也跟著翻墻而入繼續(xù)追殺他，此時某甲的繼續(xù)措施就是有效的，二是該歹徒放棄追殺，那么此時某甲的繼續(xù)措施是否有效呢?我們認為歹徒是否入內，并非在某甲能夠預料之內，因此他的繼續(xù)措施是有效的，畢竟緊急避險是一種放任行為，過于限制有違本意。總的說來，避險行為所保護的法益略微小于所損害的法益，但如果所采取的避險措施在必要限度之內，該避險行為不為避險過當。即使避險行為保護的法益遠大于該行為所侵害的法益，但如果采取的措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那么也應該認定該行為為避險過當。因為避險行為作為放任行為，具有很大的危險性，所以在避險行為是否過當?shù)恼J定中，，必須在法益權衡的前提下，結合情勢考慮，就是要把避險行為限定在必要限度內。

二法益權衡應該依據(jù)什么標準呢?

怎樣考慮不同性質的法益——如生命和公共利益[10]?毫無疑問，刑法作為社會規(guī)范的底線避險要堅持人身權利高于一切的原則。因為人身權利是一切權利的基礎和載體，沒有人身權利，一切權利就無從談起。但是有人認為，為了保護一個人的生命安全，而毀壞一個現(xiàn)代化的工廠是不應該的，也是不正義的。這里隱含著一個問題，就是人有差別的，如果這個人是個巨富比如說比-爾?蓋茨，或者說這個人是一位政要呢?有鑒于人身權利的不可再生，在遭到損害后不可能再恢復的情況，為切實保護人身權利，我們認為有必要重申這個原則。

在緊急避險中，對法益大小的權衡和比較認定要適當?shù)乜紤]社會心理預期和當事人各方的主觀要素，但是所有這一切都要被限制在該原則之內。現(xiàn)在我們來回答前面的問題，不同種類的法益之間比較避險要遵循人身權利(這里所指的人身權利不包括人格權)高于財產權利的原則，從全部法律秩序的精神予以合理判斷(團藤*光)。[11]德國刑法第五十二條和五十四條，匈牙利刑法第七十七條第八十條認為，必須是為保護人身權才得以實施避險行為;希臘刑法也做了類似規(guī)定。西班牙刑法第八條和丹麥刑法第四十條認為，避險行為針對的必須是財產權利而不能為人身權利。從各國立法我們看出我國對人權的保護而有待于改進。結合現(xiàn)實情況我們認為，在實踐上我們應該遵循的原則是:避險行為所保護的法益可以是人身權利也可以是財產權利，但是為保護人身權利可以針對一切權利進行避險，為保護財產權利只能針對財產權利，針對人身的避險行為只能是能夠回復的輕微人身傷害行為，而不能造成重傷害乃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