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紀，資產(chǎn)階級啟蒙思想家和法學家極力倡導罪刑相適應觀念。貝卡利亞較早系統(tǒng)地提出和論述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他指出：“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力量越強，制止人們犯罪的手段就應該越強有力。這就需要刑罰與犯罪相對稱。”資產(chǎn)階級革命勝利后，罪刑相適應上升為法律原則。較早體現(xiàn)這一原則的立法文件是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其中第8條指出：“法律只應當制定嚴格的、明顯地必須的刑罰。”此后，該原則被1793年法國憲法、1791年和1810年《法國刑法典》吸收，并在以后逐漸被大陸法系各國刑法典采納。從19世紀末開始，行為人及其人身危險性開始受到人們重視，建立在行為中心主義基礎上的罪刑相適應原則，開始由刑罰與已然之罪相當向同時注意刑罰與犯罪人的個人情況即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相適應轉變，傳統(tǒng)的罪刑相適應演化為罪責刑相適應。古典學派主張的罪刑相適應與新派主張的刑罰個別化相結合，這正是罪刑相適應發(fā)展為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歷史趨勢。

我國刑法第5條規(guī)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根據(j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也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輕和刑事責任大小時，不僅要看犯罪的客觀社會危害性，而且要結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綜合體現(xiàn)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從而確定其刑事責任程度，適用相應輕重的刑罰”。

罪責刑相適應是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三大基本原則之一，在共犯中區(qū)分主犯與從犯，予以不同處罰，正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在共犯制度中的貫徹和落實。在共同犯罪中，雖然從外部和整體上看，各共犯人相互協(xié)作、配合和補充，都參與共同犯罪，都與犯罪結果有因果聯(lián)系，但是從內(nèi)部和個體上看，各共犯人在共同故意形成和共同行為實施中所起作用是不相同的，有的起主要作用，是犯罪的組織者、發(fā)起者或者主要實行者，其參與共同犯罪的行為對危害結果有較大原因力，行為危害程度較大，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較大，自身人身危險性也較大，尤其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在共同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或者指揮作用，主觀惡性較深，罪行特別重大;有的起次要作用，是犯罪的幫助者、次要實行犯或者受脅迫參與犯罪，其參與行為對危害結果僅有較小原因力，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程度較小，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較小。因此，根據(j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不僅對不同犯罪性質的犯罪人予以不同刑罰，而且對同一犯罪性質但所負責任不同、所起作用不同的犯罪人，也應當予以不同刑罰。我國刑法據(jù)此在第26-29條規(guī)定，對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主犯、從犯、脅從犯和教唆犯，區(qū)別對待予以處罰。這是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是承認各個共同犯罪人罪行和刑事責任程度具有量的不同得出的必然結論。

(二)區(qū)分主犯與從犯是實現(xiàn)刑罰目的的必然要求

主犯與從犯作為起不同作用、需要區(qū)別對待的共犯人，主犯與從犯制度的設計和存在受到刑罰目的的制約和影響，通過對主從犯和刑罰目的的分析，可以為主犯與從犯制度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提供根據(jù)和解釋。“刑罰目的，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論題。從古今中外的司法理論和實踐來看，無論是刑罰體系的建立，還是刑罰方法的具體應用，以及刑事政策的制定，都有形無形地受著刑罰目的的制約。刑罰目的并不是一個僵化的、凝固的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或以不同的理論為根據(jù)，會有若干含義迥異的刑罰目的。”圍繞這一問題，在刑法理論中既有報應論(又稱絕對論、正義論或報應刑論)和功利論(又稱相對理論或目的刑論)的世代對壘，又有一體論(又稱折衷論、二元論、混合論或綜合論)的異軍突起。

報應論用樸素的報應觀念解釋刑罰問題，認為刑罰是對犯罪和犯罪人的報應。在報應論中有神意報應、道義報應和法律報應的發(fā)展演變，但是其共同特點在于以因果報應為立論基礎，認為犯罪是刑罰的先因，刑罰是犯罪的后果，刑罰是對已然犯罪的報應和懲罰。惡因惡報是人理常情，是社會公平和正義觀念的體現(xiàn)。從本質上看，犯罪是一種害惡，理應受到惡的報應，而刑罰就是這種惡的報應的具體體現(xiàn)。據(jù)此，報應論主張報應觀念是刑罰存在的正當根據(jù)，刑罰就是為懲罰、報應、譴責犯罪和犯罪人而存在，刑罰只能以已經(jīng)實施的犯罪為其唯一對象，刑罰的輕重取決于已然的犯罪的嚴重程度，刑罰不能考慮預防犯罪等刑事政策上的目的和因素，否則，就沒有刑罰公正可言。

功利論則與報應論不同，認為刑罰并非是對犯罪的報應，而是防止犯罪發(fā)生，保衛(wèi)社會利益，是國家為實現(xiàn)一定目的所采取的一種法律手段。它是一種以功利主義和預防思想為基礎的刑罰理論，認為刑罰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為它能滿足人們抽象的報應觀念，而是因為懲罰犯罪人可以維護社會秩序，從而為社會帶來一定的實際利益和功利效果，即預防犯罪。因此，功利論主張對犯罪人適用刑罰著眼的不是犯罪人過去的罪行，而是出于未來預防犯罪的功利需要，刑罰的分量取決于預防犯罪的實際需要。

筆者認為，報應和功利理論都部分揭示了刑罰的正當根據(j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沒有認識到刑罰的階級本質，缺乏辯證性。對于報應論而言，根據(jù)行為人已經(jīng)實施的犯罪決定刑罰，強調刑罰的根據(jù)是罪犯過去的惡行及其罪責，從而使刑罰的根據(jù)建立在犯罪事實的基礎之上，考慮對已然犯罪的回顧，較好地堅持了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體現(xiàn)了公正和正義理念，但是它過分強調刑罰是對害惡行為的公正報應，為單純滿足公正和正義感而確立刑罰，沒有考慮刑罰應當追求的社會效果，貶低了刑罰的社會意義。對于功利論而言，根據(jù)預防犯罪的需要決定刑罰，強調刑罰的根據(jù)在于懲罰行為人能夠取得更大的社會效果，從而重視追求刑罰的社會效益，顧及了對未然之罪的展望，但是它片面追求功利目標，進而否定刑罰報應根據(jù)，顯然有失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