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共同正犯是主觀上共同實行犯罪的意思和客觀上共同實施犯罪實行行為的有機統(tǒng)一?？陀^上的共同實行行為是行為人承擔部分行為全體責任”的客觀依據(jù)，也是共同正犯區(qū)別于教唆犯和幫助犯的客觀事實基礎。本文評述了德、日刑法上區(qū)分正犯與共犯的各種學說，根據(jù)我國共同犯罪的立法實際，詳盡地闡述了共同正犯客觀行為的涵義、類型、特點及法律意義。關鍵詞：共同正犯銆?凸坌形?涵義銆?嘈豌?特點犯罪可由一人單獨實行，也可由數(shù)人共同實施，前者為單獨犯罪，后者為共同犯罪。當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實行行為時，理論上稱為共同正犯”。實踐中，共同犯罪無不是以正犯（或共同正犯）的實行行為為中心展開的，正確理解實行行為的概念，不僅涉及對正犯（共同正犯）本身的認識，而且也與正犯（共同正犯）和幫助犯以及教唆犯關系的認識緊密相關。在大陸法系，特別是德、日刑法中，由于立法以分工為標準將廣義的共犯分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從犯，理論上學者們歷來重視對正犯（或共同正犯）的研究，并形成多種學說的對立。而在我國，由于刑法將共同犯罪人分為主犯、從犯、脅從犯和教唆犯，并無共同正犯的規(guī)定，長期以來，理論上對共同犯罪的研究，多是集中于共同犯罪本體性問題以及教唆犯等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的研究，對共同正犯的問題則少有人問津。由于我國理論上也常常使用正犯”的概念，因此，對正犯和共同正犯、以及共同正犯”中共同實行行為應當如何理解和界定等問題，亟需要認真研究。銆??一、共同正犯客觀行為的涵義（一）單一的正犯體系”和正犯?共犯分離的二元參與體系”由于受到各自歷史和法律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世界各國對共同犯罪的立法體例不盡相同。近代以來在大陸法系，主要有單一的正犯體系”和正犯?共犯分離的二元參與體系”之間的對立。所謂單一的正犯體系”，又稱統(tǒng)一的正犯體系”、包括的正犯體系”、排它的正犯體系”等，該體系以等價值因果關系為基礎，不區(qū)分廣義共犯與狹義共犯，認為對導致構成要件實行相關的所有加功行為，不論參與分工角色的重要性如何，客觀上對犯罪之實現(xiàn)皆有因果關系，而且主觀上各行為人之間又有相互協(xié)力的意思，故各人地位并無差異，應一律視為正犯，至于各個正犯對犯罪加功程度、參與犯罪的角色與分工，在量刑時再作考量。該立法例由于被認為：（1）忽視犯罪行為類型的意義，在實踐中完全將各種具體行為參與程度的評價與量刑委任于法官，與法治國思想相矛盾；（2）將所有參與犯罪的行為人視為正犯，不受從屬性之限制，可能導致所有參與未遂（如幫助未遂）成為可罰，擴大了刑罰處罰的范圍；（3）僅以因果關系、法益侵害的結果無價值理解犯罪的本質，忽視了犯罪類型具有的行為無價值等，受到當今諸多學者的批評。但在晚近一個時期，由于主觀主義共犯論思想盛行，單一的正犯體系”在立法上比較流行，在大陸法中相繼為1902年挪威、1930年意大利、1930年丹麥、1940年巴西和1974年奧地利等國的刑法典所采用。正犯?共犯分離的二元的參與體系”，認為在罪刑法定原則及責任主義的要求下，刑法對一項犯罪行為的法律后果，若能按各個參與者的不法和責任內容，盡量予以個別分開規(guī)定，則更能貫徹責任刑法的基本原則。正犯?共犯分離的二元的參與體系”以實行行為為中心，將共同犯罪分為不同形態(tài)，這些具體共同犯罪形態(tài)不僅存在概念性區(qū)分，在刑罰評價上也有重要差別。從當今世界各國的立法現(xiàn)狀看，采用二元的參與體系”國家或地區(qū)的刑法對共同犯罪多是采取三分法，其中，多數(shù)如德、日及我國臺灣地區(qū)是將廣義的共犯區(qū)分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幫助犯的具體類型，而少數(shù)如西班牙刑法采取的是將共同犯罪人劃分主犯、共犯和隱匿犯的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