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7日下午，被告人王某提出搶劫一輛出租車去蘭州。徐某、高某均不同意。王某便對徐、高二人說，若不同意搶車，他就要自殺。徐某、高某二人再未反對。隨后，王某、徐某、高某到慶陽城縣汽車站，租了一輛夏利轎車。因王某當天飲酒，上車后便昏睡，一路未醒。王某懷揣的為搶劫準備的菜刀露出，被徐某看見后藏匿。約5時許，到達西峰。王某埋怨徐某在途中沒有叫醒他而錯失搶車的機會。隨后王某又租乘楊某駕駛的紅色奧拓車。在車上，王某提出搶劫該車，徐某不同意，王某又以自殺相威脅，高某表示同意。當車向南行至西峰區(qū)肖金鎮(zhèn)南時，王某以上廁所為名，讓司機楊某停車，車還未停穩(wěn)，王某隨即用黑色皮褲帶勒住楊某的頸部。楊某奮力反抗，掙脫，打開車門往外跑時，王某、徐某、高某將楊某向車內拉，楊某拼命掙扎逃脫。王某駕車帶徐某、高某逃跑，途中轎車翻落路邊，轎車報廢。

分歧：

對徐、高二人在共同搶劫犯罪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時，產生了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應當認定徐、高二人為脅從犯。理由是，主犯王-瑞對徐、高二人的確實施了威脅行為，徐、高二人對實施搶劫犯罪不是完全愿意的，符合我國《刑法》第二十八條“被脅迫參加犯罪”的規(guī)定。

另一種意見：應當認定徐、高二人為從犯。理由是，主犯王-瑞不是以侵害徐、高二人的利益進行威脅的，且王-瑞在實施威脅行為時已經(jīng)醉酒，上車后已經(jīng)失去了實施搶劫犯罪行為的能力，徐、高二人完全有條件選擇拒絕參與實施搶劫犯罪，不符合我國《刑法》第二十八條規(guī)定的脅迫的特征。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即認為徐、高二人是從犯。

評析：

欲對徐、高二人作準確定性，首先要區(qū)分從犯與脅從犯的概念。

按照刑法第27條第1款的規(guī)定，從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可見我國刑法中的從犯分為兩種：第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是指雖然直接實行具體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犯罪行為，但在整個犯罪活動中其作用居于次要地位的實行犯。這種情形的從犯既可以存在于犯罪集團中，也可以存在于其他一般的共同犯罪中。在一般的共同犯罪中，該種從犯雖然直接實施了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某種具體犯罪構成要件客觀方面的行為，但一般是次要的實行行為，即不能單獨、直接地引起犯罪結果的行為。第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是指未直接具體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犯罪行為，而是為共同犯罪的實施創(chuàng)造條件、輔助實行犯罪的人。按照刑法第27條第2款規(guī)定，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而根據(jù)刑法總則第28條的規(guī)定，脅從犯是指受脅迫而參加犯罪的人，即在他人威脅下不完全自愿地參加共同犯罪，并且在共同犯罪中起較小作用的人。如果行為人起先是因為被脅迫而參加共同犯罪，但后來發(fā)生變化，積極主動實施犯罪行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則不宜認定為脅從犯。我國刑法對主犯、從犯和脅從犯，是采用按作用為主的標準進行分類。因此確定脅從犯，還是應該主要著眼于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這里所指的作用，也就是行為人實施犯罪給法益所造成的現(xiàn)實損害或危險狀態(tài)。所以，如何衡量存在脅迫因素時犯罪行為使法益受到的危害程度，便成為確定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進而判定脅從犯的關鍵。刑法第28條規(guī)定的“脅迫”，是指以剝奪生命、損害健康、揭發(fā)隱私、毀損財物等對行為人進行精神上的強制。對于脅從犯，刑事立法設置了較為寬大的刑罰幅度，以求體現(xiàn)我國對共同犯罪人給予區(qū)別對待的基本刑事政策。即對于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jié)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不難看出，較之對主犯、從犯、教唆犯等其他共同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形態(tài)中出現(xiàn)的，如未成年犯、犯罪預備、未遂、中止等情況的處理，刑法對脅從犯的刑罰設置與為避險過當這樣具有一定正當性的犯罪情形的設置基本相同，足以體現(xiàn)出立法者明顯的寬大傾向。

由此可見，從犯在共同犯罪中行為人的行為是自愿的而脅從犯在共同犯罪中行為人的行為卻是被迫的。脅從犯的本質特征是行為人受到了精神上的強制，參與犯罪不是完全愿意的。具體到本案中王某所說的若不參與搶劫他就要自殺，畢竟是說自殺，又未說要殺害徐、高二人，自殺與不自殺，徐、高二人可以不理睬。因為王某的自殺并不足以剝奪徐、高二人的生命、損害健康、揭發(fā)隱私、毀損財物等對行為人進行精神上的強制。王某的自殺與徐、高二人的利益不產生任何的關系。再者從人數(shù)比例上也可以明顯看出，僅憑王某一個很難以形成對徐、高二人的脅迫，而倒是徐、高二人可以對王某的脅迫。徐、高二人當時可以拒絕參與，可以選擇不參與搶劫，但是徐、高二人卻是在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自愿參加犯罪，并在本案中起到了一定的次要作用所以是從犯而不是所謂的脅從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