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世界經(jīng)濟區(qū)域化和全球一體化，以及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深入，合同詐騙犯罪呈普遍性趨勢，危害極其嚴重。當前形勢下合同詐欺行為犯罪化處理范圍已明顯過窄，無論是在刑罰的肯定性、均衡性還是及時性上都存在尖銳問題。尤其在《物權法》實施后，合同詐騙犯罪及其他專門詐騙犯罪刑事立法滯后的問題，已浮出水面。進行刑事調整，采取相應的刑事對策已十分緊迫和必要。

合同詐騙犯罪刑事調整現(xiàn)狀刑事立法及政策調整的目的，在打擊犯罪的同時，預防犯罪，并對其他人起到震懾作用，起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效果。然而合同詐騙犯罪案件逐年大幅上升，刑罰手段未能發(fā)揮其對合同詐騙應有的預防和打擊作用。18世紀刑事古典學派代表人物**利亞提出，只有做到刑罰的肯定性、均衡性和及時性才能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

(一)刑罰的肯定性未能全面實現(xiàn)

刑罰的肯定性，是通過刑事立法、適時的刑事政策調整及司法活動，使觸犯刑律者肯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刑罰處罰。刑罰的肯定性不但是打擊合同詐騙的前提和基礎，而且對合同詐騙行為的預防起著決定性作用。我國當前對合同詐騙行為未予追究的數(shù)量相當大，刑罰的肯定性沒有真正實現(xiàn)。究其原因如下：第一，未能針對合同詐騙的嚴重危害及高發(fā)現(xiàn)狀及時進行刑事政策調整。第二，該罪的主觀方面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踐中難以把握，易陷入無法認定或循環(huán)論證。第三，由于立法問題，合同詐騙罪與經(jīng)濟糾紛界限不清，司法機關只能保守辦案，影響了打擊合同詐騙的準確性與積極性。第四，合同詐騙具有隱蔽性、欺騙性、迷惑性、復雜性、智能性等特點，加之人們身處缺乏誠信的社會環(huán)境，對合同詐騙的嚴重性和危害性認識不足。第五，由于公安機關人員、素質、經(jīng)費跟不上，經(jīng)驗不足，偵辦合同詐騙的力量有限，破案率低。第六，由于合同詐騙犯罪引發(fā)多種犯罪的特點，單位負責人怕因報案影響政績或被追究瀆職、受賄等行為，往往不了了之。上述原因使大部分行騙者逍遙法外。由于合同詐騙風險成本很低，行騙者的僥幸心理反而似乎成為可預期的結果，刺激了行騙者及觀望者實施合同詐騙的欲望。

(二)刑罰的均衡性存在問題

刑罰的均衡性，是指在刑事立法中應當使定罪量刑的程度，與對構成合同詐騙行為的范圍、強度、性質及嚴重程度相適應和對稱?？v觀古今中外各個時代刑事政策，都是根據(jù)不同時代面臨具體刑事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刑事政策調整。我國《刑法》第224條對合同詐騙罪的行為方式、性質、量刑幅度給予了規(guī)定，但是由于當前合同詐騙的危害趨勢，《刑法》對合同欺詐行為犯罪化處理范圍已明顯過窄，刑罰的均衡性存在極大問題。同時由于與合同糾紛交叉界限大，界定十分困難，實踐中公安部為防止公安機關插手經(jīng)濟糾紛，在立案管轄問題上持緊縮防線政策。從而導致堵截條款形同虛設，使刑罰的均衡性在司法中存在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