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是言語挑唆并未參與搶劫

文某、李某、朱某、馮某等人在一起,朱某提出要去搶劫他人財物,文某、李某表示同意,馮某因自己的手機不好用,便要求朱某他們搶一個手機給自己。隨后,四人一起至某中學附近巷口。在該巷口,文某等三人采取毆打、用砍刀威脅、語言恐嚇等手段,搶劫被害人趙某等人手機二部、現(xiàn)金若干。期間,馮某并未參與實際搶劫行為,而在附近等待。搶劫所得手機一部由朱某贈與馮某,其他財物由朱某等三人平分。

二、言語唆使屬于幫助犯還是共犯

本案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根據(jù)行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刑法理論將共同犯罪分為正犯、教唆犯與幫助犯三種形態(tài),教唆犯與幫助犯亦稱之為狹義的共犯。共同犯罪中,正犯是與狹義的共犯相對的概念。原則上,以自己的身體動靜直接實現(xiàn)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構(gòu)成要件的是正犯,此外的參與者都是共犯。對共同犯罪的認定,要以認定正犯為核心,狹義的共犯的認定依賴于正犯的認定,只有認定了正犯,才能進一步認定教唆犯與幫助犯。在正犯實施了符合構(gòu)成要件的違法行為的情況下,只要能認定正犯的行為是由教唆犯的行為所引起,就能肯定教唆行為的成立;同樣,只要能認定某人的行為對正犯的行為起到促進作用,就能肯定幫助行為的成立。本案中,文某等三人采取毆打、持刀威脅、語言恐嚇等手段搶劫他人財物的行為,即屬于以自己的身體動靜直接實現(xiàn)了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guī)定的搶劫罪構(gòu)成要件,是搶劫罪的正犯。

本文認為馮某行為構(gòu)成搶劫犯的共犯,屬于幫助犯。

(一)首先,馮某行為不構(gòu)成教唆犯。教唆行為的特點是使他人產(chǎn)生事實符合構(gòu)成要件的違法行為的意思,故在被教唆者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該意思的情況下,不可能再成立教唆。本案中,文某三人已經(jīng)產(chǎn)生搶劫的意思的情況下,馮某要求順便幫其搶一個手機的行為,馮某的要求未超出三人搶劫的意思范圍之外,故不成立教唆犯。

(二)一般來說,幫助行為是使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更為容易的行為。幫助行為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前者是指提供犯罪工具、犯罪場所等物資性的幫助行為,后者是指精神上的幫助行為,如提供建議、強化犯意等等。

本案中,馮某的行為,雖然未對文某等人的搶劫行為提供有形的幫助,但是其要求對文某等人的犯罪意思起到了強化作用,屬于精神上的幫助行為,構(gòu)成幫助犯。

刑法之所以處罰幫助犯,是因為幫助行為通過正犯促進了對法律所保護的權(quán)利和利益的侵害,因此,幫助行為與正犯的行為結(jié)果之間必須具有因果關(guān)系,這就要求幫助行為給正犯以心理的影響或者物理的影響,從而使實行行為更為容易。

本案中,馮某的行為強化了文某等三人的犯罪意思,對三人實施搶劫行為具有促進作用,其行為和三人的搶劫行為與結(jié)果直接具有因果關(guān)系,故應當以屬于搶劫罪的幫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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