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告人當庭不認罪的規(guī)定是什么?

被告人當庭不認罪的規(guī)定是在證據確實充足的情況之下，可以來進行一定的判刑，當然這樣的一種判刑的話，在司法實踐中，檢察官和法官認為被告人對指控的辯駁屬于“拒不認罪”，并對其從重處罰的觀點和做法不符合訴訟職能區(qū)分的原理，有悖于控審分離、辯護權保障以及法官中立等原則。“拒不認罪，從重處罰”的觀點和做法是建國初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在審判領域的應用，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有其合理性。然而，隨著政權的鞏固和法制建設逐步走上正軌，產生于非常時期的、體現濃烈政治需要的刑事政策已經失去其存在的正當性。為了貫徹《憲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guī)定，司法人員應從程序的價值和人權保障等角度審慎對待被告人“不認罪”的訴訟行為，不宜再將被告人的辯護行為視為“拒不認罪”，進而“從重處罰”。

拒不認罪;從重處罰;訴訟職能區(qū)分;政治思維

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都確立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應當遵循“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zhí)行法律。在此原則之下，檢察機關和法院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和職能定位是不同的，檢察機關負責“檢察、批準逮捕、以及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法院負責審判，即控審分離。然而，在實踐中，受強調追訴犯罪的觀念影響，檢察機關和法院“配合有余，制約不足”的情形仍時有發(fā)生，甚至是以“互相配合”取代“互相制約”，共同致力于追求被告人認罪的“流水式作業(yè)”之中。比如，在實踐中，許多檢察官和法官均持這樣一種量刑觀點：被告人如果對檢察官指控的事實和提出的證據進行抗辯，許多檢察官會認為被告人“拒不認罪”，往往建議法庭對其適用較重的刑罰;相反地，如果被告人承認被指控的行為，較少與檢察官對抗，檢察官則認為其“認罪態(tài)度良好”，從而建議法庭酌定從輕處罰。法官往往也采納檢察官的建議。[1]對于被告人認罪，可以從輕處罰的觀點，《刑法修正案(八)》已予認可，然而對于被告人不認罪能否從重處罰，法律尚未作出明確規(guī)定。在控審分離、相互制約的訴訟法原則之下，法官和檢察官的訴訟職能和訴訟角色是不同的，因此，對被告人訴訟行為的認識也可能是不同的。然而，針對被告人與檢察官抗辯的訴訟行為，法官和檢察官均持相同的觀點，即屬“拒不認罪”，應“從重處罰”，這種觀點是否符合各自的訴訟角色?是否符合控審分離、相互制約的訴訟法原則?從另一個角度講，這涉及被告人訴訟權利的保障問題，因此，值得進行一番考究。

二、應從訴訟職能區(qū)分的角度審視被告人“拒不認罪”的訴訟行為

在現代刑事訴訟制度中，不同訴訟主體的訴訟角色、地位、功能和作用方面存在分工，這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訴訟職能區(qū)分”。具體而言，參與審判活動的訴訟主體為了實現自己一方的訴訟目標，在整個刑事審判活動中固定地承擔著各不相同的功能和作用，擔當著不同的訴訟角色，并以此角色為界限實施具體的訴訟行為，發(fā)生復雜的訴訟法律關系。由于各方在審判中所承擔的訴訟職能不同，他們所實施的訴訟行為在性質、方向和目標等方面就具有了質的區(qū)別。

日常生活當中，可能有一些被告人他們在法庭之上是不認罪的，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并不意味著就可以進行無罪宣告或者說沒有辦法進行繼續(xù)的審理下去，這個時候是可以根據現有的證據，還有就是一些事實來進行認定的，從而做出一定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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