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正在全國征詢意見，尤其是廢止部分犯罪的死刑問題，引起極大的關注和爭議?！安莅浮睌M廢止十三個“死罪”，代之以無期徒刑的法定最高刑。就選擇的具體罪名而言，它們已占到了我國目前刑法規(guī)定的死刑總量的19.1%，將近五分之一的比例。

　　仔細分析“草案”擬廢死刑的罪名，主要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非暴力性的經(jīng)濟性犯罪，諸如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等;另一類是非暴力性的財產(chǎn)性犯罪，比如盜竊罪等。當然還有個別屬于非暴力性的治安性犯罪，例如傳授犯罪方法罪等。這些犯罪的死刑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已極少適用，有的甚至從來未曾判過一例。當然，廢止死刑，還必須考慮刑罰設計的系統(tǒng)性、協(xié)調(diào)性，必須回答人們關于另一些危害性相當、構成要件相似的罪名(比如組織他人賣淫罪等)為什么不同步廢止死刑的追問。所以，必須對相關犯罪的社會危害量進行“類比”、“對照”研究，以建立較為科學、合理的保留死刑設置的統(tǒng)一立法標準，使我國刑法中的死刑罪名獲得平衡削減。

　　在廢止部分犯罪死刑設置的同時，更嚴格地限制死刑適用，切實減少死刑實際判決數(shù)，應該成為我國死刑的基本刑事政策。在立法上取消死罪往往會面臨較多的爭議和操作障礙，最多也只能廢止極個別在司法上長期虛設的“死罪”。而要真正在實質(zhì)意義上削減死刑，更應通過立法對死刑條件的明確限定，實現(xiàn)從司法上嚴格控制的目的。而立法上縮減死刑、司法上限制適用，正是我國刑法學界在控制死刑問題上達成的“兩種路徑”的共識。

　　關于立法上取消死刑的討論，學界曾普遍贊同要取消非暴力性經(jīng)濟犯罪、財產(chǎn)犯罪的死刑。從發(fā)展趨勢上講，筆者同樣主張應當將死刑的設立與適用，嚴格控制在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人員死亡等嚴重后果的“實害性”犯罪的范圍。但是，這里又存在著一個民眾逐步理解和接受的過程。我們的立法并非“精英立法”，必須走民主的道路;而我們的立法同樣也不是孤立立法，必須集中民智、聽取民意。因此，民眾的死刑觀念和對犯罪的態(tài)度，會直接影響到刑事立法和司法。由此，我想，如果我們對死刑的討論再開放一些，讓司法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再具體、透明一些，讓更多理性討論的聲音為公眾知，那人們對于包括死刑在內(nèi)的刑罰功能的認識一定會更加深入和科學，對逐步轉變乃至消除長久積存的“重刑化”觀念，一定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由此看來，在目前公眾刑罰觀念和民意狀態(tài)下，在我國刑法上廢止死刑罪名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如果交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會討論，甚至還難以實現(xiàn)大規(guī)模廢除的目標。必須充分顧及犯罪發(fā)展的形勢和民眾的感受與呼聲，逐步、分量進行削減。例如國家公職人員貪污受賄之類的犯罪，它們也是“非暴力性”犯罪，沒有直接涉及或者損害他人的人身利益，再犯率也近乎于零。是不是能夠馬上取消最高刑為死刑的設置?我看條件未必成熟。對這樣一類職務犯罪，公眾深惡痛絕，目前也依然處于常見多發(fā)狀態(tài)，國家亦本著從嚴治吏的思想，以嚴厲處罰來表達堅定的反腐敗立場。因此，對于這類社會嚴懲呼聲極高的犯罪，就暫時不能考慮廢除死刑，以免向社會釋放錯誤的信號。而在保留死刑的情況下，又應該嚴格限制其適用的條件、情節(jié)，建立高標準的證據(jù)證明標準，嚴格限制其在司法實踐中死刑適用數(shù)量。

　　在我看來，刑法在死刑問題上的修改應當更加富有智慧、策略和現(xiàn)實針對性，應當重點選擇在目前司法實踐中使用頻率較高、適用條件較寬的犯罪開始入手，而其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應該始終放在嚴格限定死刑的具體適用條件上。比如根據(jù)我國有關研究報告，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判處死刑的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強奸罪和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等五種常見多發(fā)的嚴重犯罪，而因犯這五種犯罪被實際執(zhí)行死刑的亦占相當?shù)谋壤Ｄ橇⒎C關就應當針對這些犯罪進行實證調(diào)研，從中總結它們在死刑適用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其適用死刑的條件是否確定和科學。比如對于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我國現(xiàn)行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guī)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的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根據(jù)刑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判例分析，在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場合，絕大多數(shù)被告人都是基于傷害的故意而過失導致了他人死亡結果的發(fā)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手段特別殘忍等特別惡劣的情節(jié)的，就不應當適用死刑，實踐中以此判處的案件也甚為少見。因此，刑法理應作出修改，從立法上明確作出限定，排除死刑適用的可能性。又如，現(xiàn)行刑法對搶劫罪的死刑適用條件也存在著失之過寬，沒有作出更為嚴格限制的問題，與慎重適用并嚴格限制死刑的要求不盡符合。例如我國現(xiàn)行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guī)定了搶劫罪可能判處死刑的八種情節(jié)，其中“入戶搶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搶劫數(shù)額巨大”、“搶劫致人重傷”、“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等都被單獨列入了其中。事實上，由于對搶劫罪的實際處刑選擇需要綜合多種情節(jié)進行判斷，尤其是在考慮適用死刑時，更需重點考察搶劫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損害結果及其嚴重程度、搶劫財物的具體損失數(shù)額、搶劫犯罪發(fā)生的場合(比如是否在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及具體對象(比如是否屬于軍用物資)，等等。僅僅依據(jù)法條列舉的上述某一個單一情節(jié)，都是無法作出死刑裁決的。因此，刑法同樣需要對它們作出相應的修改，以明確死刑適用嚴格條件。#p#分頁標題#e#

　　刑法的修改必須著眼于長遠，不能太過“功利”和“應急”，應當真正從我國社情民意的實際出發(fā)，在適當廢止部分罪名死刑的同時，更應當側重于通過立法上的切實努力去增設死刑適用的嚴格限定條件。而只有通過對刑法典的整體性修改，實施循序漸進式的“兩條腿”走路方式，才能真正達到全面控制死刑判決數(shù)量和減少死刑執(zhí)行人數(shù)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