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詐騙與職務侵占的區(qū)別

(一)騙取行為的發(fā)生時間的作用

在職務侵占罪中，行為人已經給予職務上的便利占有了財物，為了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而采取侵占行為，但是現(xiàn)實生活中侵占行為往往并不是單獨放生或起到作用的，由此行為必須結合其他的行為，例如：盜竊、詐騙等行為。而這些行為都是作為輔助作用，為侵占行為提供便利的。同時侵占行為本身也需要進一步界定，在職務侵占罪中的“侵占”行為就不應簡單的定義為占有或者是控制。因為行為人已經基于職務控制財物了。并且如果僅為定義為占有或控制，那么之前為“侵占”行為做鋪墊的竊取、詐騙行為就顯得多余。因此在職務侵占罪中的“侵占”行為是要比民法中的“占有”更進一步的行為。在民法中的“占有”并非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事實狀態(tài)，強調行為人占有、控制某物的一種外在表現(xiàn)。但在職務侵占罪中的“侵占”行為是為了獲取已經事實上占有或控制的某物的所有權，將事實上的占有變?yōu)榉缮系乃?，從而達到非法占有為目的。從而可以得出職務侵占罪的行為發(fā)生模式應該為：占有或控制(基于職務便利)———侵吞、竊取或騙取等———法律上的所有權。因此，在職務侵占罪中的騙取行為是發(fā)生在占有財物之后，為了更進一步取得財物所有權而做輔助作用的行為。但是在詐騙罪中的騙取行為就有所不同，行為人在通過一系列的騙取行為之前，受騙人是沒有將財物轉移給行為人的，有些情況是先合法轉移財物給行為人，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有采用騙取手段不交換財物的應定其他財產罪，例如行為人先合法向對方借用自行車，后騙取對方自行車丟失，不歸還的，不應定詐騙罪，而是盜竊罪;在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必然是使受騙人轉移財產的關鍵行為。同時在以時間為標準的前提下，再根據(jù)騙取行為在行為人取得財物的重要性的角度上來區(qū)分該犯罪行為使詐騙罪還是職務侵占罪。首先，詐騙罪的設立本身就是為了更好地防止詐騙這種犯罪手段所給公眾帶來的危害，并且在判斷行為人是否成立詐騙罪時，其犯罪行為中必然要有詐騙行為，并且該行為人取得財物的原因完全由于騙取行為。其次，受害人在轉移財物給行為人，也是完全基于行為人的騙取行為產生錯誤認識而發(fā)生的。但是，在職務侵占罪中，由于行為人已經占有財物或者管理財物，行為人為了實現(xiàn)將占有變?yōu)樗羞@一目的所采取的騙取行為，騙取的程度一般低于詐騙罪中騙取的程度。并且行為人在實現(xiàn)目的過程中，騙取行為也不是其唯一的，往往結合著其他行為，而且和其他行為在整個犯罪過程的重要性上是等同的。

(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兩個罪中的區(qū)別

利用職務之便是職務侵占罪在客觀方面的必備構成要件之一，同時利用職務之便在功能上也是為了區(qū)分不需要利用職務的便利實施的犯罪，例如盜竊罪、詐騙罪等。但是隨著犯罪人的手段多樣化，有時即使行為人利用了職務便利也不能被認定為是職務侵占罪。以下我們就分幾種情況分別討論。第一種情況，行為人合法地取得了“職務”，但在其后的工作中非法占有了所主管的財物。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在取得“職務”時并沒有采取任何非法的手段，但進一步履行職務的過程，產生了對自己主管的財物非法占有的目的。對于這種行為應認定為職務侵占罪。這是最普通、最常見的職務侵占行為。第二種情況，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手段取得了“職務”，并且在其后的工作中非法占有了所主管的財物，但是行為人并非是為了之后的非法占有目的而詐騙取得“職務”。在這種情況下，之前的詐騙行為和之后的非法取得財物行為應該作為兩個犯罪的客觀方面的構成要件。詐騙行為和之后的非法取得財物行為也不能被評價為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從而具有牽連關系。因此，行為人應該被認定為詐騙罪與職務侵占罪數(shù)罪并罰。第三種情況，行為人合法的取得了“職務”，但是其后利用該“職務”進行詐騙從而獲取財物。在這種情況下，又可以再分為兩種情況，其一，行為人是利用“職務”便利騙取自己主管的財物，這種騙取與侵吞具有等同的性質，可以直接認定為職務侵占罪。其二，行為人雖然利用了“職務”便利，但不利用該便利騙取自己主管的財物，而是將“職務”作為一種工具或是一種提高自己信用的標簽，來取得受騙人的信任，從而騙取其財物，通常騙取的財物也不是自己主管的財物，而為他人的財物。這種情形下應認定為詐騙罪，而非職務侵占罪。第四種情況，行為人為了非法占有某財物，而通過詐騙手段取得該“職務”。對于這種情況，應該認定為詐騙罪。因為，其后的非法占有行為是之前的騙取行為的附隨行為，本身就沒有必要單獨進行評價。在整個犯罪過程中值得評價的只有之前的騙取行為。同時也不能作為兩種行為來評價，從而認定為詐騙罪和職務侵占罪數(shù)罪并罰。如果認定為數(shù)罪并罰，就造成了對行為人的雙重處罰。詐騙罪本身就包含非法占有為目的，而之后的非法占有行為就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當和之前的騙取行為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評價。綜上，只有將“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騙取行為”以及“侵吞行為”等進行分類討論，厘清它們之間的關系才有利于司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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