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27日，日本國會通過《廢止麻風預防法法案》，廢除了《麻風預防法》，由此也結(jié)束了自1907年(明治40年)起實施的對麻風病患者實施強制隔離的政策。

由于長期的強制隔離，患者及其家屬遭受著種種歧視和偏見。因此造成的痛苦，即使在《麻風預防法》被廢除之后還依然難以得到消除。患者中的絕大多數(shù)雖已獲痊愈，但由于長年被收容在麻風院，現(xiàn)已步入高齡，因此即使在《麻風預防法》被廢除以后，這些患者也還是不得不滯留在麻風院中而無家可歸，難以復歸社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原麻風病患者們根據(jù)《國家賠償法》第1條的規(guī)定，分別在熊本地方法院、東京地方法院和岡山地方法院提起以國家為被告的損害賠償請求訴訟。至2001年5月11日熊本地方法院作出判決時三地訴訟合計原告為752名，其中熊本訴訟原告為127名，平均每名原告的請求金額為1億1千5百萬日圓。

2001年5月11日，熊本地方法院在審理本案后作出判決，該判決認為厚生大臣和國會議院懈怠廢除《麻風預防法》的不作為行為中具有《國家賠償法》上的故意和過失。具體理由在于，就厚生大臣而言，他的屬于公權(quán)力行使的職務(wù)行為中存在國家賠償法上的違法性。可以認為，厚生大臣在昭和35年(1960年)的當時，……已充分獲得或者容易獲得判斷實施隔離必要性的醫(yī)學知識和信息，并且也容易掌握對麻風病患者或原患者的歧視和偏見狀況。因此，可以認定厚生大臣具有過失。而國會議員的立法行為在國家賠償法方面也具有違法性以及故意和過失，首先，《麻風預防法》中的隔離規(guī)定違反了憲法第22條第1款居住遷徙自由。不僅如此，對麻風病患者的隔離，……對該患者的人生有著決定性的重大影響。該患者因此作為人理所當然擁有的人生的所有一切發(fā)展可能性均遭受重大損害，其人權(quán)所受到的限制泛及人的全部社會生活。這樣的人權(quán)限制現(xiàn)狀是對建立在憲法第13條基礎(chǔ)上的人格權(quán)的侵害。從《麻風預防法》制定當時的情況，進而從該法制定以后的情況來看，最

遲自昭和35年(1960年)起，該法中的隔離規(guī)定，其合理性根據(jù)已經(jīng)完全陷入失去支持的狀態(tài)，應該說其違憲性已是明顯無誤。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熊本地方法院最后判決原告勝訴，在賠償金額上，根據(jù)入麻風院的時期和入院時間將金額分為四擋，分別為1400萬日圓、1200萬日圓、1000萬日圓和800萬日圓。

此案若發(fā)生在中國，根據(jù)我國目前的法律受害人能獲得國家賠償嗎?此案對完善我國國家賠償制度有何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