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對假-釋的適用條件，不利于假-釋的擴大適用。

(一)假-釋的限制性條件

我國《刑法》第81條第二款規(guī)定，“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钡谝豢钜?guī)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zhí)行原判刑罰的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zhí)行十年以上，如果……，可以假-釋?！保@兩款的限制都存在著過于苛刻的問題。

罪犯的犯罪情況是復雜的，不能一概而論，更不必因噎廢食。累犯與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暴力犯罪分子給社會治安、公共安全和公民的人身權(quán)利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其人身危險性大，社會危害性大，對這類罪犯的改造比初犯和輕型犯需要更長的時間，這也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然而，累犯與重刑暴力犯雖然人身危險性大，但由于犯罪人在年齡、性格、體質(zhì)、反社會心理、犯罪前后的表現(xiàn)、個人生活心理等方面的不同，其人身危險性程度必然存在差異。成年犯與未成年犯、身體健康思想定型與老、弱、病殘等己明顯喪失作案能力的罪犯應有所區(qū)別，不可否認，在這類犯罪中一些人作案手段殘忍，危害極大。但是從總體上看暴力犯罪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民事矛盾激化而引發(fā)的，如戀愛、家庭矛盾、鄰里糾紛、上下級關系等處理不當而引發(fā)。甚至有的人是在受到不公正待遇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實施的犯罪。即使犯罪的基本情況都相同，每個罪犯的主觀惡性也存在著差別，有的罪犯是積極的追求實施犯罪，有的罪犯則是在極度無奈，或非理性狀態(tài)下實施的犯罪，對后者處以與前者相同的懲罰，在《刑法》上有失公允。因此，刑罰處罰就應當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相適應而作出必要的調(diào)整，這也是行刑個別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假-釋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確定其適用對象時，應體現(xiàn)平等的原則，否則，規(guī)則本身的正當性就有疑問了。“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钡囊?guī)定剝奪了部分確有悔改表現(xiàn)，不致再危害社會的重刑暴力犯罪的假-釋資資格，有違社會一般公平、公正的原則，也背離《刑法》目的，不利于這部分罪犯的改造。

據(jù)統(tǒng)計，我國累犯約占押犯總數(shù)的12、5%，原判十年以上的暴力型服刑人員占押犯總數(shù)的33、8%，可見，限制假-釋的對象所占比例是不低的。我們曾到某監(jiān)獄對累犯和十年以上的暴力性服刑人員進行了調(diào)查，其結(jié)果表明：被調(diào)查對象中80%是因為內(nèi)部矛盾激化而犯罪，被傷害對象中大部分是親友或熟人。這些服刑人員現(xiàn)在平均年齡是34歲，平均刑期是17年。50%的為已婚。他們中的多數(shù)在入監(jiān)后為自己的一時沖動而造成的重判后果感到得不償失，已婚者為因此而造成的妻離子散而后悔，擔憂自己子女的成長，希望能通過在監(jiān)服刑時自己的主觀努力而爭取早日出獄。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在獄內(nèi)確實表現(xiàn)較好。從調(diào)查中至少可以反映出兩個問題：一是并非所有這樣的服刑人員都主觀惡性很深;二是一部分服刑人員在獄中確有悔改表現(xiàn)并已予以減刑。根據(jù)國外的研究表明：一般說來，長刑暴力犯釋放后的重犯率較短刑犯為低，這一方面與他們在獄中的較長時間的痛苦體驗有關，另一方面是這類犯人中一部分人在釋放以后并不容易發(fā)現(xiàn)類似他們第一次犯罪時的特定的情形和背景。另外還有的研究表明：暴力犯罪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需要強壯的身體，當這類服刑人員超過年齡的高峰期(18～25歲)以后，年齡越大，再犯的可能性越小，因而對于判處10年以上的暴力服刑人員不準假-釋的實際意義并不是很大。有的學者認為：累犯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累犯和一般累犯，一般累犯中又有同種累犯和異種累犯，對異種累犯，則可以從“不得假-釋”的對象中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