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共同犯罪中，應當認識到幫助行為和實行行為是兩個行為，注定兩者間犯罪故意存在一定空隙，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不可能是完全重合、一致。

同時，對共同犯罪中的“共同”應當作較為廣義的理解：在主觀方面故意的內容可是概括的，并不必然要求同一，但其應當認識到不是自己一個人單獨實施犯罪，而是和他人共同實施犯罪。“共同犯罪是指只有二人以上以相同的故意實施了相同的犯罪行為，才能成立，但并不是指只有二人以上的故意內容與行為內容完全相同時，才能成立，因為許多犯罪之間存在交叉與重疊的關系”。

第二，在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基點在于能預見風險而參與。

在司法實踐中，共同犯罪人對共同犯罪結果的預見，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預見特定、具體犯罪的結果;二是預見概括性的犯罪結果，即并非某種具體結果，而可能是某幾種犯罪結果或是其中一個結果，但只要這個結果包括在能預見的范圍之內，共同犯罪人之間就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從刑法理論上分析，前者屬于確定的故意，后者屬于不確定故意中概括故意。對于概括的故意，只要行為人能認識到可能發(fā)生的危害結果范圍，對此之認識和意志應視為共同故意之范圍。

第三，實踐中，判斷某一行為是否超出共同犯罪故意范圍，一般應當以幫助犯和正犯是否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內容為標準。

通常實踐中，行為的顯性、明示狀態(tài)認定不成問題，但默示行為的認定則因具有隱性而較為困難。默示是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方式之一，一般表現(xiàn)為共犯人對實施某一犯罪行為，彼此心領神會，只要能認定在犯罪過程中存在“心理上的趨同和一致，即共同的不正當需要的出現(xiàn)”而予以幫助的行為，就能構成幫助犯。

第四，在幫助犯的情形中，即使正犯實施的犯罪超出了共同故意，但只要和幫助者所認識的犯罪具有構成要件上的重合性，即兩種犯罪行為所侵犯的同類法益相同，其中一種犯罪行為比另一種犯罪行為更為嚴重。

或者是嚴重犯罪行為包含了非嚴重犯罪行為的內容，并且犯罪行為的實施方式、手段相同，也能成立幫助犯。進而論之，這種情形如果以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為例，實行犯實施超出預謀故意傷害的犯罪故意內容，而幫助犯在場卻沒有積極制止該犯罪行為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結果發(fā)生，仍舊可以認定對該行為是容忍或認可的，主觀上具有罪過，幫助他人犯罪的行為成立。如果在共謀中本身就存在默示行為或犯意具有模糊性、不明確，且不超出所能預見的范圍，幫助犯的成立也毋庸置疑。

案例：甲和乙因瑣事發(fā)生糾紛，后甲邀丙一同去報復乙。丙向他人借來摩托車，在明知甲攜帶兇器的情況下搭載甲返回現(xiàn)場。在距乙不遠處，丙駕駛摩托車在旁等候，甲持刀上前對乙身體要害部位猛刺數(shù)刀后，搭乘丙的摩托車逃離現(xiàn)場。乙因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甲報復殺人的主觀故意明顯，定性為故意殺人罪不存分歧，但在報復內容、共謀犯意無確切證據(jù)、不能查實的情況下，丙幫助甲報復殺人致人死亡的行為該認定為何罪則有異議。筆者認為，甲的犯罪行為沒有超出丙所能夠預見的范圍，甲和丙的行為構成共同犯罪，相對甲的實行行為，丙之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犯的幫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