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既未遂的標準，有眾所周知的有“目的 說”、“結果說”、“構成要件齊備說”的爭論，客觀地說，刑法中有不少犯罪的設置是以法定結果發(fā)生為既遂標志的，例如，在犯罪樣態(tài)中劃分出的結果犯，就是 以法定結果的發(fā)生為既遂標志的。至于“目的說”，我認為，在我國主要是基于刑法第23條犯罪未遂規(guī)定的“未得逞”文義的反義詞“得逞”是主觀感受之意而來 的，即使對刑法中個罪的“法定目的犯”詮釋中，也未見學者主張以“目的”實現(xiàn)為既遂的觀點。“目的說”的觀點在詮釋中往往以“希望的物質性結果”或者“希 望的法定結果”來限制“目的”的內容，以避免將行為人個人“目的”實現(xiàn)與否來認定是否“得逞”有過于寬泛之嫌的缺陷。這樣做的結果，“目的說”實際上成為 詮釋“結果說”的另一個注腳而已，本身的價值已經體現(xiàn)不出來了。此外，“目的說”在論證過程中也有存在偷換概念之嫌，最為明顯的是將行為人個體的主觀感受 —是否如愿，作為判斷的“得逞與否”依據(jù)，完全忘記了原設定的“目的”內容范圍的限制。

在承認可以對犯罪樣態(tài)做出“行為犯”、“結果犯”、“危險犯”等分類的前提下，“構成要件齊備說”是一個比較合理解決既未遂標準的理論。在共識運輸毒品罪為(狹義)行為犯的前提下，學界目前對運輸毒品罪在主張有既未遂的觀點中，主要有三種不同認識，一是主張以“起運說” 為代表，即以行為人起運毒品即視為犯罪既遂;二是以“到達目的地說”為代表，即以毒品運輸?shù)竭_所指定的地點為既遂的標準;第三種則主張以狹義行為犯的“過 程”以“合理位移”為認定標準，所謂“合理位移”則要根據(jù)個案中運輸工具的特點、運輸距離的遠近、運輸毒品數(shù)量的多少來加以認定。此外，還有主張以 “人”、“物”是否分離分別具體采“起運說”或者“到達目的地說”，“人”與“物”分離運輸?shù)牟伞暗竭_目的地說”，反之，采“起運說”為既遂標準。

按照“起運說”的認識，雖然看上去是在論證有既未遂的問題，但實質上是將該罪視為舉動犯，在基本前提上已經否定了運輸毒品罪有未遂的問題，所以該說本質上是 一種否定的認識。至于“到達目的地說”，在司法實務中難于用證據(jù)固定“何地”是“目的地”而缺乏可操作性。至于“合理位移說”雖然是意圖在依據(jù)一定的“合理”因素來補充運輸行為實行程度，但是，所謂的“合理”因素，事實上是不合理的。很明確地是，在認定是否構成運輸毒品罪時，是否利用交通工具、毒品的品 種、數(shù)量，采取何種方式、方法運輸、距離等等，都不是認定的依據(jù)。那么，能否將上述因素視為“合理位移”判斷是否“合理”的依據(jù)?例如，能否因毒品的數(shù)量 少而認為未遂?能否因運輸毒品的工具不夠“現(xiàn)代化”而認為未遂?等等。這種門檻的限制，實際上等于取消了標準，顯然是“不合理”的。

運輸本意上是指以恰當方法實現(xiàn)人或者物在空間上的流動的一種活動，在司法實務中，如何認識這種活動是否“運輸”，不可能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在現(xiàn)在只能是由司法人員自由心證來解決的問題。應該說在共識運輸毒品罪為行為犯的前提下，運輸毒品行為實行的程度，只能依賴于司法人員依據(jù)個案的具體證據(jù)所反映的事實，作出符合社會常理的判斷。

?運輸毒品罪量刑標準是什么

運輸毒品罪無罪辯護詞

?運輸毒品罪怎么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