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于解除權制度的爭議主要集中在解除權人是否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解除合同以及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是否有權受理解除權人的這一訴求。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形成了兩種觀點，即否定說和肯定說。

否定說認為，根據(jù)《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的規(guī)定，當具備解除條件時，解除權人只需以通知的方式通知對方即可，排除了裁判機關的參與;只有相對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異議之訴，合同解權人不得訴請解除合同或訴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

肯定說認為，合同解除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向仲裁機構申請要求解除合同或請求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

目前全國各地的人民法院在審判實踐的做法也不統(tǒng)一，對解除權人的起訴，有的法院受理，有的不受理。受理后，有的法院法院援引《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判決駁回解除權人的訴訟請求;有的法院則在相對方?jīng)]有請求的情況下去審查合同的解除效力。由于兩種相反的做法在實踐中并存，造成了解除權人無所適從的局面，并對解除權人的權益造成損害。

客觀地講，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其正確性的一面，但筆者認為，解除權人是否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以及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是否有權對此做出裁判并不是問題的實質(zhì)。

從法律規(guī)定和理論上講，一方面，訴權(包括申請仲裁權)是合同當事人的一種程序性權利，《合同法》也并沒有剝奪解除權人的訴權，因此，解除權人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請求裁判解除合同或者確認合同解除的效力。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做為司法機關，只要當事人的起訴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規(guī)定，就應當受理并做出裁判。所以不存在人民法院不能受理的問題。但是，人民法院在受理該訴訟之后，對方?jīng)]有對該解除效力提起反訴時，法院不應主動去審查合同解除的效力。因為，在此時，當事人起訴的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合同解除后的實體權利，人民法院不應當對合同解除效力作出裁判，因為這樣的話就侵犯了合同解除權人的權利。原告通過起訴方式解除合同的意圖，是根據(jù)民事訴訟程序規(guī)定，欲依賴送達起訴狀的時機，請求具有強制力的法院代為通知對方解除合同的。同時，根據(jù)合同解除形成權特征，也不應列解除合同為請求事項。

現(xiàn)實中之所以存在這種爭議，是因為人們沒有從《合同法》設定解除權制度的目的以及該法在認立這一制度時存在的法律漏洞來考慮這一問題。任何一個國家在制定一部法律和設計一項制度時都要有其目的。我國的合同法設立這一制度時也有其目的。

從《合同法》的立法背景和目的可以看出，其設立這一制度的目的是為了適應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需要，促進商品流轉，節(jié)約資源(包括司法資源)和促進效率。

《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規(guī)定：“當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第九十四條的規(guī)定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對方有異議的，可以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p>

根據(jù)這一規(guī)定的內(nèi)容，在具備解除條件時，解除權人通知對方后，該合同即解除，如果對方?jīng)]有異議，便不需要司法權的介入。結合第九十五條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這一制度的設立，一是利于解除權人以便捷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利于提高經(jīng)效率;一是節(jié)省了司法資源，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目前有關解除權的學說

此前人們對于解除權制度的爭議主要集中在解除權人是否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解除合同以及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是否有權受理解除權人的這一訴求。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形成了兩種觀點，即否定說和肯定說。

否定說認為，根據(jù)《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的規(guī)定，當具備解除條件時，解除權人只需以通知的方式通知對方即可，排除了裁判機關的參與;只有相對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異議之訴，合同解權人不得訴請解除合同或訴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

肯定說認為，合同解除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向仲裁機構申請要求解除合同或請求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

目前全國各地的人民法院在審判實踐的做法也不統(tǒng)一，對解除權人的起訴，有的法院受理，有的不受理。受理后，有的法院法院援引《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判決駁回解除權人的訴訟請求;有的法院則在相對方?jīng)]有請求的情況下去審查合同的解除效力。由于兩種相反的做法在實踐中并存，造成了解除權人無所適從的局面，并對解除權人的權益造成損害。

客觀地講，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其正確性的一面，但筆者認為，解除權人是否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以及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是否有權對此做出裁判并不是問題的實質(zhì)。

從法律規(guī)定和理論上講，一方面，訴權(包括申請仲裁權)是合同當事人的一種程序性權利，《合同法》也并沒有剝奪解除權人的訴權，因此，解除權人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請求裁判解除合同或者確認合同解除的效力。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做為司法機關，只要當事人的起訴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規(guī)定，就應當受理并做出裁判。所以不存在人民法院不能受理的問題。但是，人民法院在受理該訴訟之后，對方?jīng)]有對該解除效力提起反訴時，法院不應主動去審查合同解除的效力。因為，在此時，當事人起訴的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合同解除后的實體權利，人民法院不應當對合同解除效力作出裁判，因為這樣的話就侵犯了合同解除權人的權利。原告通過起訴方式解除合同的意圖，是根據(jù)民事訴訟程序規(guī)定，欲依賴送達起訴狀的時機，請求具有強制力的法院代為通知對方解除合同的。同時，根據(jù)合同解除形成權特征，也不應列解除合同為請求事項。

現(xiàn)實中之所以存在這種爭議，是因為人們沒有從《合同法》設定解除權制度的目的以及該法在認立這一制度時存在的法律漏洞來考慮這一問題。任何一個國家在制定一部法律和設計一項制度時都要有其目的。我國的合同法設立這一制度時也有其目的。

從《合同法》的立法背景和目的可以看出，其設立這一制度的目的是為了適應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需要，促進商品流轉，節(jié)約資源(包括司法資源)和促進效率。

《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規(guī)定：“當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第九十四條的規(guī)定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對方有異議的，可以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

根據(jù)這一規(guī)定的內(nèi)容，在具備解除條件時，解除權人通知對方后，該合同即解除，如果對方?jīng)]有異議，便不需要司法權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