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31日，發(fā)生無提單交貨糾紛（一）1998年4月，中國輕工業(yè)原料總公司（以下簡稱中國**公司）與汕頭一家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簽訂了脂肪醇代理進口協(xié)議，同意中國**公司代表**公司進口脂肪醇，并向賣方開具信用證。同年5月8日，中國**公司與一家日本公司簽訂了購買脂肪醇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并開具了90天的遠期信用證。商定的價格條款為CFR。在此期間，中國**公司要求修改信用證，修改內(nèi)容不涉及提單。同年6月5日，中國**公司通過銀行收到全套正本提單，并議付信用證項下總金額97萬美元。780噸貨物從日本運抵中國南方的一個港口后，5月21日**公司通過一家外國船務代理在該港口提貨，并持有公司自己出具的保函**公司未向**中國公司支付付款和代理費**中國**公司根據(jù)信用證支付貨物，但未能隨正本提單交付貨物，且未收到**公司的付款。因此，1999年1月，貨物承運人、日本一家船運公司（以下簡稱**船運公司）、船舶所有人、巴拿馬一家船運公司和港口的一家外國船運代理因提單侵權(quán)賠償被推到被告席上，三名被告被要求共同和分別賠償中國輕工業(yè)97萬美元的損失及其利息損失。承運人**馬來西亞船運公司和**船運公司共同辯稱，承運人根據(jù)日本一家公司的指示，將貨物交付給**公司，但沒有提單。中國**公司只是**公司的進口代理，不是貨物的真正買家。中國**公司對本案涉及的貨物沒有所有權(quán)，也不是海上貨物運輸?shù)年P聯(lián)方。它不承擔未支付海上貨物運輸費用的后果，也不具備本案訴訟主體的資格。由于貨物已由**公司提貨，**公司在中國持有的提單已失去所有權(quán)憑證的效力。外國代理公司辯稱，他們只是承運人的港口代理，在法庭審判期間，根據(jù)承運人的指示將貨物交給**公司，沒有責任或過失，處理該訂單的一家日本公司的員工在法庭上作證稱，該公司在收到**中國公司的傳真指示后，通知承運人將貨物交給**公司，無需使用原始提單。然而，這家中國**公司否認向一家日本公司發(fā)送了傳真（二），廣州海事法院在審理該案后認為，該案是關于無正本提單放行貨物的涉外糾紛。貨物抵達目的港時，中國**公司和一家日本公司仍在談判修改信用證。在修改信用證期間，信用證要求的單據(jù)（包括提單）應掌握在賣方的一家日本公司手中，貨物的所有權(quán)也屬于一家日本公司。承運人按照發(fā)貨人的一家日本公司的指示將貨物交付給**公司，三被告在交付貨物過程中沒有過錯，不應承擔侵權(quán)賠償責任。在提單持有人日本公司指示承運人放行貨物后，提單在日本公司手中不再具有所有權(quán)憑證的功能，中國**公司通過信用證關系獲得的提單后來失去了所有權(quán)憑證的效力。中國**公司以提單為依據(jù)，對三名被告提起侵權(quán)訴訟，該提單已失去所有權(quán)憑證的效力。三被告應承擔侵權(quán)賠償責任的主張是毫無根據(jù)的，應予駁回。根據(jù)《民法通則》的相關規(guī)定，廣州海事法院駁回了中國**公司對三名被告的全部訴訟請求，并責令中國**公司承擔本案訴訟費用（三）

中國**公司拒絕接受一審判決，因此認定潘翔，**中安律師事務所律師，在海事和海商法領域取得巨大成就，委托其擔任的訴訟代理人，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潘翔律師代表中國**公司提出如下上訴意見：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他請求二審法院依法變更判決。事實和理由如下：一家巴拿馬公司和**船運公司作為承運人有義務收回原始提單。《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七十一條規(guī)定，提單作為物權(quán)憑證，賦予提單持有人占有貨物的權(quán)利。承運人的責任是將提單項下的貨物交付給提單持有人并收回原始提單。承運人的法律義務是憑正本提單放行貨物。如果三方被上訴人未能從一家日本公司取回原始提單，并根據(jù)原始提單交付貨物，則他們必須對因其未在沒有原始提單的情況下放行貨物而造成的損失負責。中國**公司在支付對價后才獲得原始提單。它不僅是原始提單的合法持有人，也是提單項下貨物的所有人**公司取得貨物所有權(quán)屬于非法轉(zhuǎn)讓，這并不改變中國**公司合法持有原始提單所有權(quán)證書的職能。中國**公司是提單的合法持有人，其合法權(quán)益應受到保護。外國船務代理機構(gòu)明知有無提單放行貨物的違法行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鑒于三方被上訴人對中國**公司貨物的所有權(quán)構(gòu)成共同侵權(quán)，根據(jù)《海商法》和《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三方被上訴人應對中國輕工業(yè)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